當信任從制度轉移到流量，詐騙就有了溫床。面對技術快速變遷，防詐不應只是個人的警覺，而是一場重建社會信任體系的結構性工程。

前言

金融詐騙不僅是個人財產的損失，更是對社會信任系統的全面侵蝕。當防詐論述仍停留在「貪念論」的歸因偏誤時，我們往往忽略了核心問題——風險認知的世代落差與制度性保障的缺位。本文探討如何透過強化社會信任系統，補強結構性風險，從根本降低詐騙在台灣社會的生存空間。
作者：黃崇哲（Hank），現任臺灣理財顧問認證協會（FPAT）名譽理事長兼秘書長，長期關注財政與金融制度、普惠金融、理財規劃心理與科技變革對大眾理財行為的影響。

金融詐騙對社會信任的全面侵蝕

金融詐騙已成為台灣社會的一大挑戰，它破壞人們對金融體系的信任，削弱經濟的穩定性。可憐的受害者不僅失去了積蓄房產，還可能面臨家庭和人際關係破碎。不僅如此，金融詐騙更破壞市場信任，阻礙企業的發展和創新。這項社會安定威脅，真的需要各界一起嚴肅面對，攜手打擊。 當信任被系統性侵蝕，金融問題就不再只是個人悲劇，而會演變成危及社會穩定的結構性風險。

「貪念論」的錯誤歸因

只是，當前在防詐上的一個普遍誤解是：將詐騙發生的責任歸咎於受害者的「貪念」，認為是消費者貪圖不當高報酬，才導致詐騙破口的發生，此誤解讓受害者在金錢的損失之外，更要承擔被指責貪婪的壓力。 將制度性缺陷簡化為個人道德缺陷，不僅讓受害者承擔二次傷害，更會讓真正的風險源頭持續失焦。

多數詐騙並非源於貪婪

事實上，常見的愛心、感情或政府簡訊詐騙，受害者本來就不是因貪念而上當。而即使是假借名人招募投資的詐騙受害者，所希望的報酬率對照不動產增值、或者是美國科技股票動輒數倍的漲幅，詐騙集團所佯稱的18%報酬，平心而論，並非所謂貪得無厭的追求高報酬。 詐騙成功的核心技術，往往不在於喚醒貪婪，而在於創造一個看似合理的比較基準，誘導判斷失準。

風險認知不足才是核心問題

「高風險、高報酬」，雖然大家琅琅上口，但並非所有受害者對高報酬都是盲目追求，實際上，沒有具備足夠的風險認知，才是真正受害的主因。該如何判斷每一個金融商品或每一筆金錢交易有多少風險存在其中，已經是所有人都需面對的考驗。 當風險無法被正確辨識，理性的決策天平就會被虛假的「安全感錯覺」所取代。

世代與經驗造成的風險認知落差

尤其，隨著技術改變與新媒體發達，不同族群的風險認知落差正在快速擴大。例如過去習慣領「18%」的軍公教族群，在面對年金改革推動時，勢必得設法因應政府承諾改變造成的收入缺口，所以當他們面對號稱十多趴投資報酬的商品行銷時，就會因為過去的認知，反而覺得這個報酬率好像合理，而忽略了該商品報酬與當前金融低利環境有不合理落差。 過去的成功經驗與制度記憶，在劇烈變動的新金融環境中，往往反而成為最危險的判斷盲點。

年輕世代與新型態詐騙的信任陷阱

又例如，當年輕世代面對高房價與月光收入時，那些標榜以去中心化型態存在的加密資產，在網紅與社群媒體的推波助瀾下，就算家長與政府不斷提醒，年輕人在風險認知上也會產生世代差距，認為老世代不懂網路，所以不知道價值所在，而讓虛擬貨幣成為年輕人盛行的投資標的。但最後，卻因為過度信任網路，而讓一些詐騙惡徒有機可趁。在風險認知的落差下，一些人原本的風險報酬直覺早已消失；而他們所相信的，事實上只是錯覺。 當信任的核心從「體制保障」轉向「社群流量」，金融安全就徹底失去了最後的防護門檻。

信任是社會運作的基礎

畢竟，人是群體的生物，需要與他人建立關係或者進行合作，來確保彼此的利益得以實現。所以人跟人間、人跟政府間，都需要一個牢不可牢的信任系統，也藉由信任中的制度與價值觀，作為彼此互動的基礎。而詐騙之所在，正是有惡徒濫用信任，用低偽手法謀取獲利，令人不齒。 詐騙的本質，並非單純的財物掠奪，而是對社會運作最底層「信任機制」的惡意利用。

強化社會信任系統，才是根本防詐之道

所以，就防詐工作而言，除了強化政府資料查核、嚴懲不法、以及教育宣導等現有作法外，更重要的應該是強化社會信任系統，補強系統缺失，才能真正降低民眾風險評估的失誤。特別是以金融信任系統而言，用更穩健的監理來消除民眾對於內線明牌的迷信，又或者是進一步落實強化社會安全網，讓人民不必擔心健保、勞保的給付中斷，都是強化社會信任可行的工作。而面對低利率時代，政府可參酌日本財政投融資（FILP）制度以及多元性建設公債，創造較高報酬金融商品，引導民間資金有機會在政府信用保證下，尋求較高報酬，也都應是可行方法。 真正具備戰略意義的防詐，不是單兵對抗，而是透過制度修補來消減被誤判的結構性風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