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金融體系的股權屬於全民，績效衡量就不該只剩下獲利數字，而必須回到制度責任本身。唯有重新定義公股金融的角色，我們才能在追求成長的同時，守住社會穩定的根基。

前言

就如二戰後的許多國家一般，接收自日本殖民政府與人民資產而成立的各類金融機構，是台灣公股金融的最主要來源。以目前隸屬於財政部國庫署所列的財政部公股事業分類，包括純公股的臺灣金控、臺灣土地銀行等機構，還有已經民營化卻仍具主導權的合庫、兆豐等。本文探討公股金融在民營化浪潮中面臨的角色錯位，並主張應回歸全民股權的治理初衷，讓公股金融成為支撐台灣長期發展與政策落實的核心制度工具。

作者：黃崇哲（Hank），現任臺灣理財顧問認證協會（FPAT）名譽理事長兼秘書長，長期關注財政與金融制度、普惠金融、理財規劃心理與科技變革對大眾理財行為的影響。

公股金融的多樣性與制度地位

就如二戰後的許多國家一般，接收自日本殖民政府與人民資產而成立的各類金融機構，是台灣公股金融的最主要來源。以目前隸屬於財政部國庫署所列的財政部公股事業分類，包括純公股的臺灣金控、臺灣土地銀行等機構，還有已經民營化卻仍具主導權的合庫、兆豐等；而且，除銀行外，這些公股金融更包括著人壽、證券、資產管理、投信、創投等各項金融業務，範圍可謂十分完整。 公股金融並非單一的銀行角色，而是一整套涵蓋多元金融功能、具備高度制度韌性的全民資產。

公股行庫的角色錯位與社會期待

只是，這些向來被泛稱「公股行庫」的金融單位，雖說在管理面上政府仍握有人事主導權，但極大部分行庫在民營化後，就業務而言幾乎已經無異於純民營的金融機構。所以輿論往往會針對營運績效或資產排名，指責這些公股行庫的排名落後，而推論營運績效不彰。但也常見到，當社會需要紓困專案或買水果需要時，這些已經民營化的金融機構就需要回憶起「公共」的身份，承擔起更多公益性的角色。 當績效指標與公共責任長期混淆，公股金融便陷入了營運效率與社會期待失衡的雙重困境。

全民股權下的公司治理責任

其實，深究這些金融機構之所以為國庫署所轄，關鍵就在於這些股份為全體台灣國民所共有，不論有無購買這些金融機構的股份，台灣全體國民都是這些金融機構的共同股東。當這些機構盈餘獲利時，也就是充盈了國庫之水位；而若不當損失時，那就是削弱了國民所共有的財富。因此，這些所謂「公股行庫」的真正責任應該可稱為「公股金融」，也就是藉由公共持有的股權來施行公司治理，使其不同於純民股金融機構僅以股東獲利極大化為唯一目標。 公股金融的公司治理核心，在於如何在實現商業穩健的同時，極大化全民共享的長期制度價值。

公共銀行的制度價值與評價限制

IMF 的研究亦顯示，各國公共銀行不僅在金融危機時可以發揮穩定金融的功效，甚至在疫情期間，對紓困放款等項目也比民營銀行承擔了更為吃重的角色。能夠擁有穩定的公共銀行體系，對於金融弱勢者的保障以及公共政策的落實，皆具有正面助益。因此，若僅以每一季的 ROE 或 ROA 作為唯一評比標準，等同將政府代表全民所持有的股權，視同財團資本的逐利工具，公股金融的制度意義也將隨之流失。 若抹除公股金融的政策調節與社會保障功能，將其簡化為逐利工具，實則是對公共資本的制度性浪費。

政策金融的實踐與引導角色

針對我國當前所需的政策金融項目，包括綠能風電投融資、社會住宅推動，甚至國防產業的資金需求，若能善用公股金融機構的協力，結合國人對公股金融的信任，由公股金融帶頭設計並發行相關金融商品，再逐步擴散至民營金融體系，將有助於引導資金流向並提升政策執行效率。回顧台灣 1950 年代的土地改革經驗，正是透過土銀承辦土地債券等金融創新，才能有效完成政策目標。 政策金融的關鍵不在於取代市場，而是在於公股金融率先承擔風險、引導資金進入對社會長期有利的軌道。